秋風：遏制基層治理的劣質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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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生的若幹事件，讓人們不能不對基層社會的治理狀況極度擔心： 江西宜黃縣組織強制拆遷，導致民眾自焚死亡。然而，面對民眾的非正常死亡，該縣官員絲毫沒有心理上的不安，相反匿名在媒體撰文，為大規模強制性拆遷辯護，並提出瞭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口號。 同樣與拆遷有關，江西萬載縣委書記在接待於建嶸教授的時候說：我們縣委書記不拆遷，你們知識分子吃什麼?該書記還曾公開提出：今後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訪的，第一次訓誡談話並罰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勞教。 如此對待上訪者，似已成常態。陜西富平縣兩名普通農民段定梅和喬轉麗曾因征地等問題多次赴京上訪，被遣返回鄉後，一人被警告，一人被行政拘留。後來，該縣有關部門還在縣政府廣場上召開公開處理大會，圍觀者逾萬人。該事件近日被媒體曝光後，富平縣發佈官方報告稱，該做法並不違法、是正確的，其目的是教育本人和教育群眾。 從這些事件中官員的說法可以看出，基層政府官員，至少部分官員的心態，已經高度扭曲。在GDP中心的政績觀驅動下，他們采取一切手段追求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過去若幹年來，基層官員的主要精力集中於建立開發區、城鎮化，追求土地財政收入。在此過程中，他們利用權力強迫城市居民和農民低價出讓土地。一旦民眾拒絕接受這樣的交易，他們就動用維穩體制，或者強制拆遷，或者對上訪者辦學習班，或者公開處理。 基層政府官員在這樣做的時候，絲毫沒有不安、愧疚。他們相信，自己做這一切都是為瞭公共利益，因而凡是妨礙他們勇往直前者，就是敵人，必須予以無情打擊。增長主義與維穩體制的奇妙結合，讓基層治理迅速劣質化。上世紀90年代，在亂收費亂罰款的壓力下，鄉鎮一級治理迅速劣質化。這一次，在增長主義驅動下，縣級治理迅速劣質化。如同陳錫文在評論目前全國各地發生的大規模村莊撤並所說，這樣的基層治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是要出大事的。 如何遏制地方治理的劣質化?中國古代的治理經驗可做參考。 中國歷史的演進，與西方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西周、春秋接近於8世紀到15世紀的歐洲，為封建制。戰國時代類似於歐洲歷史的王權時代，秦建立瞭王權制的極端統治形態：霸政。 西漢初年，儒傢發動瞭一場天道憲政主義革命。董仲舒主張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把皇權置於天的控制之下。透過獨尊儒術的制度安排，儒生進入政府，建立瞭士人政府。同時，借助在政府的權威，士人構造瞭一個存在於政府之外的社會，其治理的載體包括傢族制度，還有儒傢士人的跨地域的社團。 由此，中國形成皇權與士人政府、政府與社會分立的局面，中國出現瞭皇權與紳權共治的體制。對於儒生的這種政治理想，餘英時先生有過討論。而對於皇權與紳權在社會治理中的合作關系，費孝通先生也有過深入的研究。簡單地說，在此一體制中，形成瞭人們曾經討論過的皇權不下縣的格局。皇權之所以不下縣，是因為皇權把基層治理交給瞭接受過儒傢教育的紳士。社會也是治理的中心，接受過儒傢教育、紮根於社會的紳士具有廣泛的治理權。他們為社區提供公共品，包括修建道路、水利、學校等公共設施，救濟鰥寡孤獨等等。 這樣的社會，為政府承擔瞭大量治理責任，地方政府可以較低的成本運作。明清時代，縣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人政府”。更為重要的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對皇權委派的政府官員施加瞭有效的約束。秦以來，政府官員都是流動的，地方官的任期通常很短，今天同樣如此。這樣的地方官的預期很短，必然傾向於機會主義策略。而地方紳士常住本地，更為關心地方利益。他們自然會約束地方官的短期策略，地方官也就無法胡作非為。 上一頁 1 2 下一頁
因此，盡管中國過去兩千多年存在著皇權專制，但基層社會卻依然保持瞭一份活力，包括市場的運轉與社會繁榮。從某種程度上，中國古代的治理，基層優於上層。 這是一個偉大的治理智慧。今天，正因為缺乏縣域內的自治機制，高度流動的縣官就可以出於其機會主義的短期成本收益計算，而采取一些短期內可以迅速產生政績、但長期看必然損害本地公共利益的行徑，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們。 由此，也就可以知道，當代中國重塑治理秩序的關鍵何在。對於民眾的權益和幸福而言，至關重要的是基層的治理。而優良的基層治理必然以社會自治為基礎。這也就指示瞭體制變革的方向：應當從各個方向推進鄉鎮、縣市自治，重構基層治理架構，引入更多民眾自治的元素。自治推進一步，則縣官們的囂張就可以收斂一分，直到被完全馴化。 上一頁 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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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秋風：遏制基層治理的劣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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