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政府發紅包被指不解決根本問題 需完善社保制度-政府發紅包-社保制度完善

政府發紅包被指不解決根本問題 需完善社保制度|政府發紅包|社保制度完善

政府發紅包被指不解決根本問題 需完善社保制度|政府發紅包|社保制度完善

　　那些曾經“發紅包”的城市

　　盧麗濤

　　三亞近日向符合條件的居民“發紅包”，引發又一輪關註和熱議。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三亞市政府的“慷慨”並非孤例，除瞭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外，內地城市東莞、深圳、寧波、南京、上海等都曾向符合條件的市民發過紅包，其中多是為瞭抵禦通脹向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的“臨時生活補貼”。

　　政府直接發“紅包”到底成效如何？此前就引起廣泛爭議，有人說，可以紓解通脹給低收入者帶來的生活壓力，是典型的還稅於民的方式。有人則認為，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仍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建設一個水平適度的能夠覆蓋城鄉居民的社保體系。

　　臨時生活補貼

　　澳門可謂首開派紅包的先河。從2008年起，澳門就實施現金分享計劃，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派發金額不等的紅包，且近年來金額不斷上漲。2014年，澳門將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9000澳元，非永久居民5400澳元。

　　內地很多城市政府發紅包的做法來自於澳門的啟發。

　　2008年6月，東莞市財政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紅包，此舉在當時引起全國媒體的關註和熱議。

　　當時，被列入東莞臨時生活補貼發放范圍的七類人群是：低保對象、五保戶、非低保對象的優撫對象、非低保對象的一至四級殘疾人、棄嬰、已治愈的麻風病人和低保邊緣戶(即傢庭人均收入為401~600元/月的人員)，發放標準為每人1000元。

　　時任東莞市委書記的劉志庚對發“紅包”的解釋是，受澳門為市民發紅利的做法啟發，打算給貧困戶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以減輕CPI上漲給貧困戶造成的影響。

　　和東莞向低收入居民發紅包類似，2008年5月，南京也啟動瞭應對物價上漲的困難傢庭臨時生活補貼聯動機制。

　　根據這項政策，當連續3個月每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或超過3%，困難傢庭臨時生活補貼聯動機制就將啟動。具體的補貼標準分為兩檔：CPI達到3%低於5%時，補貼當地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1/24；當CPI達到或超過5%時，補貼會增加到1/12。

　　當時，南京共有14.23萬城鎮低保戶和1.1萬農村五保戶，2008年4月發放臨時生活補貼900多萬元。

　　上海2011年8月開始施行救助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保障對象包括國傢重點優撫對象、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養對象和領取失業保險金人員等四類人群，合計約55萬人。

　　當城鎮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季度同比漲幅達到或超過5%，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食品類價格指數季度同比漲幅達到或超過10%時，發放臨時價格補貼。上海這一聯動機制運行以來，4次對保障對象發放一次性臨時物價補貼，前三次每人每次補貼標準為100元，後一次每人補貼標準為75元。2013年由於物價平穩，未啟動該機制。

　　2008年上半年，通脹壓力加大，寧波市財政給14023名低收入人群人均發放瞭290元補貼，同時，安排1340萬元進行糧食直補、油料作物補貼和農機購置補助，安排瞭促進生豬、奶業產業發展的資金1100萬元，用於抵抗通脹，保證農副食品供應。

　　還需完善保障機制

　　對於政府給市民派紅包的做法，觀點各一。

　　2008年，東莞陽光網以“東莞給市民派‘紅包’可行嗎”為題進行在線調查。結果證實，近七成網民持贊成意見，認為派發“紅包”可緩解民生艱困。而劉志庚當時也強調，此舉獲得廣泛關註和好評。

　　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院長程惠芳對媒體表示，CPI指數連創新高、通貨膨脹壓力累積，這些因素都給“政府分紅”的推行以契機。在物價上漲中，低收入者所受的影響最大，政府應該采用財政轉移支付的行政手段，加強對他們的補貼，保證他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下降。

　　此外，政府將過去一年裡財政增長的部分向公眾分紅，這是典型的還稅於民的做法。

　　程惠芳稱，政府正在經歷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歷程，緩解通脹壓力、保障民眾生活即是公共服務的題中應有之義，“政府分紅”則是重要途徑之一。

　　浙江青年學院副院長王曙光則認為，給低收入者派紅包體現瞭政府對老百姓的人文關懷，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隻不過紅包這種形式還有待商榷，因為紅包一般意義上是用來賀喜的，而不是用來救急的。

　　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仍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建設一個水平適度的能夠覆蓋城鄉居民的社保體系。同時，建立工資與CPI聯動、合理減稅等機制，使社會各個階層都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合理補給與救濟，使社會財富的增長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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