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企業應各守界限

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企業應各守界限

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企業應各守界限


  城鎮化作為新一屆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抓手一直備受關註,本報連續刊發相關報道後,引起廣大讀者對城鎮化的路徑和模式問題的熱烈討論?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接受《中國經營報》專訪時表示,在城鎮化進程中,地方政府確定的城鎮化率目標要以產業規劃為依據,“產業的園區和居民的社區要同步配套。”政府和企業應該分別扮演公共服務提供者和就業崗位創造者的角色,政府不能大包大攬,企業也不能辦社會。

  政府和企業不能串位

  《中國經營報》: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至今已經過去8個年頭,今年新一屆政府提出城鎮化概念,新農村和城鎮化,是兩個獨立的概念,還是有先後承續?二者內在的聯系是什麼?

  陳耀: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完全是兩個概念,新農村建設是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沒有脫離農村的范圍,城鎮化是轉移農村人口,是農業人口市民化,農民的身份發生瞭變化。

  不過從內在的邏輯上看,二者也有一些聯系,具體表現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部分地方進行整體的村莊改造,人口集中,基礎設施改善,這裡的新興農村社區與城鎮化就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城鎮化概念提出後,部分地區主動將當地的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聯系起來,比如河南大量搞新型農村社區。但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最大的區別在於人的身份沒有變,土地性質沒有變,農村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沒有變成建設用地。

  《中國經營報》:現在很多地方都希望通過地方的大企業來帶動當地的城鎮化,但在實踐中,並沒有對企業作用的明確定位,你認為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和企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陳耀:現在大傢講城鎮化,一般都指政府在推動。其實政府和企業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城鎮化的整個過程都是可以由企業來參與的。

  城鎮化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轉移人口、市民化,相當一部分是政府來承擔的,為農民轉變身份,以及市民化之後要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些都是政府必須提供的。

  在上述過程中,政府的行為也需要有企業的配合,比如政府出資興建的保障房需要企業的參與,農民轉變身份後需要有就業崗位,政府解決不瞭所有的就業,企業的作用、產業的地位就凸顯出來瞭。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就業需求的同時,也在創造需求,這就是良性的循環。

  但這裡政府與企業也要有明確的界限,政府不能包辦市民就業,政府也不能辦社會,政府提供的是基礎設施、服務和保障。

  單純拉大城市框架風險大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表示,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還要推動工業化,是不是意味著就某一個地區而言,城鎮化的進度要受工業化的制約?這與各級政府提出的城鎮化目標是否矛盾?

  陳耀:我們講四化同步,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需要良性互動。現在部分地方政府拍腦袋就提出城鎮化目標,很不科學,因為這個東西在理論上應該是由產業發展的進程、水平決定的,但產業的發展水平有其市場規律,不是能人為的。

  城鎮化目標要不要設定?應該說要科學地設定,設定要有依據,這個依據就是有沒有產業的發展程度,什麼樣的產業發展支撐什麼樣的城鎮化。比如某地方在未來2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70%,他們要提供多少就業崗位,工業、服務業的投入要有多少,要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些都要考慮到。

  我經常提出要註重城鎮化的質量,不要片面追求規模,如果隻是將人口從農村轉移出來瞭,新的市民沒有就業崗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跟不上,就隻能算是低水平的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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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營報》:最近各地頻頻曝出“鬼城”,大量的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項目完工後沒有人使用,其中很多都是超前規劃,舉債投資,你怎麼看待此現象?

  陳耀:“鬼城”現象不僅暴露出城鎮化水平低下,還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底特律的事件對中國很有啟示,雖然中國的城市不會破產,但投資的錢是市場化融資得來的,終歸是要還的。按照正常的邏輯,政府主導基礎設施的建設,引入人口,同時把產業培育起來,企業進駐,有就業、有稅收,政府才能有錢還債,如果沒有統籌規劃,單純從造城造房來看,融資成本就太高瞭,對經濟形成巨大風險。

  我認為比較好的做法是,將培育多少個龍頭企業,創造多少就業,與造城計劃匹配起來,也就是產業園區和居民社區要同步配套考慮。社區的過度超前建設容易導致產業和企業的培育不足。當然,城市化裡的基礎設施建設應該適當超前,但不能太過超前,產業的培育過程要與之相符合。如果一味拉大城市框架,沒有產業培育方案的話,風險就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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