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破產三年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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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歲的多洛蒂(Dorotea)女士是一傢位於秘魯偏遠林區的陶瓷廠的老板，她對全球金融危機可謂瞭然於胸。她或許不太清楚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時間錯綜復雜的內幕，也不熟悉隨之而來、旨在修補破產銀行系統的一系列監管規定。不過，她知道自己十分幸運。如果換成是今天，她想獲得1200索爾的貸款、啟動幾年前買下的一個新窯區，結果可能會讓人失望。 幾乎和全球所有一傢銀行一樣，她當初選擇的小額信貸銀行Mibanco也不得不盡力降低自身的風險，目前已不再向多洛蒂那樣的窮困商人發放貸款。我們仍在放貸，該行當地的一位經理表示，但我們在尋找風險更低的客戶——不能太窮，也不能規模太小。 80年來最嚴重的那場金融危機的最糟糕時刻已過去瞭三年，有一點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明確：這場許多人認為兩年前已經結束的危機仍在延續，並且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美國和整個歐元區，仍在不斷加劇。商界人士和政治傢都表示，信貸要麼是無法獲得，要麼是成本過高。銀行抱怨自己的利潤受到瞭太大的擠壓，投資者正棄他們而去。夾在中間的監管當局則想弄明白，他們應對危機的自然反應——起草嚴厲的新規定——到底是向預期的那樣、正構建一個更強大的系統，還是讓脆弱不堪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從這一期開始，英國《金融時報》將在未來一周內刊登一系列分析和評論文章、視頻采訪和多媒體圖像，深入地審視一下銀行業的未來。 事後想來，有一點十分明確——銀行業在2007前那些年的結構，註定瞭一場事故將無可避免。各機構在追逐豐厚利潤的過程中，行為已經變得扭曲。它們持有的股本金微乎其微，根本無法自保。但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真正持有的債務卻被債務工具放大瞭50倍之多。它們通過成本低廉的借貸(通常是短期債務)賺取瞭巨額利潤，同時還假定，從國內抵押貸款到復雜衍生品等產品的內在風險可以忽略不計。 如今，上述的盈利能力(股本回報率(ROE)高達25%至30%，是許多藍籌實業公司的5倍)的基石已不復存在。許多銀行目前持有的股本是以往的3倍，是流動性融資的6倍。通常的杠桿倍數降到瞭20倍，風險得到瞭重新評估，利潤出現瞭大幅下降。就拿銀行最青睞的標準ROE來說，銀行目前能夠指望的最高水平隻有危機前區間的一半。而按照以往的情況，計算ROE時隻是把回報與那些微不足道的股本緩沖加以比較，從而誇大瞭銀行的業績。 美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損失慘重，其資產(貸款、抵押貸款和其它信貸)均大幅縮水。世界已發生瞭變化，花旗歐洲業務聯合首席執行官阿爾貝托•沃姆(Alberto Verme)表示，銀行正回歸其基本業務——攬儲和放貸，並且在以下多個對客戶日益重要的方面實施管理——現金管理、貿易融資和外匯業務。 監管機構進而推行一系列規定，對金融機構應當持有的股本和流動性數量實施管理。盡管大多數規定都出自全球監管機構巴塞爾委員會(Basel committee)的新標準(將在2019年之前逐步到位)，分析師和投資者仍向銀行施壓，要求其盡早實現合規。過去兩三年裡，他們有一句很簡短的口頭禪：資本比例——具體地說就是股本對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越高越好。 “有一點相當明確，如今的銀行系統比幾年前更安全，”安理律師事務所(Allen & Overy)合夥人鮑勃•佩恩(Bob Penn)表示，“但這是監管行動的功勞，還是僅僅是市場對危機的反應?”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不管哪一種情況，金融危機都已死灰復燃。三年前政府紓困破產銀行的直接成本，加上銀行業危機造成經濟放緩和長期過度借貸導致自食其果的間接成本，都已在難以為繼的歐美主權債務的負擔之中得到體現。而這又反作用於仍然脆弱的銀行系統，致使傳統上認為安全的銀行所持的政府債券投資組合大幅減值。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首席經濟學傢理查德•佈朗(Richard Brown)表示，在這個調整資產負債表的進程中，眼下在房地產行業和政府層面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FDIC為美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並對銀行業進行監管。 有些人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改革力度不夠。斯坦福大學(Stanford)教授阿納特•阿德馬蒂(Anat Admati)表示，我們所引入和設計的結構性變革，將無法使金融體系變得足夠安全。 舉例來說，市場看跌情緒的最新目標當屬法國的銀行。這些銀行在法國監管機構的支持下，拒絕效仿瑞士、瑞典和英國同行發起的旨在提高資本金水平的行動。與此同時，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和農業信貸銀行(Credit Agricole)的風險敞口都已高於希臘。 政策制定者正竭力在不損耗銀行資本緩沖的前提下，對歐元區經濟體存在缺陷的基本面進行修復。但同時，隨著恐慌情緒再度泛起，整個歐洲范圍內許多機構的短期流動性融資供應正逐漸枯竭——正是這種恐慌情緒，導致瞭2007-2008年英國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和美國雷曼兄弟(Lehman)的倒閉。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元區的基本面問題隻是在不斷惡化，瑞典企業Handelsbanken的財務總監烏爾夫•裡斯(Ulf Riese)表示。該公司的低風險業務模式，使之成為歐洲同類公司中一個不可多得的安全港。許多銀行的流動性要麼期限變得更短，要麼就是依賴政府的措施。 周五是希臘主權債券的私人部門持有者簽署自願性協議、將債券延期至最多10年的最後期限，這可能在整個歐元區引發新一輪市場看空情緒。銀行傢預計，私人部門持有者的參與率將不會達到90%的目標，如果政治傢們認為債務負擔分配不公，有可能危及向希臘提供的下一筆紓困資金。市場的脆弱態勢，使得一些通常態度強硬的改革者懷疑采取一種毫不妥協的方法能否奏效。上月，英國央行(BoE)負責金融穩定的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稱贊瞭上世紀30年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銀行監管上的應對之策——具體說來，羅斯福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放松瞭一些規則，以增加貸款的發放，而他的努力取得瞭成功。 銀行傢們贊同霍爾丹的看法，這毫不奇怪。例如，他們指出，既然這麼多傢銀行被評級機構調降瞭信用等級，從經濟角度講，銀行作為資本市場和借款公司中間人的傳統角色可能已經失效。現如今，很多銀行的籌資成本高於企業，這使得銀行很難再向企業放貸，裡斯表示。 至於藍籌客戶，由於它們能輕而易舉地直接到資本市場上籌資，上述問題可能隻是銀行才面臨的問題。貸款傳統上是一種賠本賺吆喝的產品，銀行籍此與客戶建立起關系，並在此基礎上向客戶交叉銷售利潤更高的產品與服務。 但就中小企業(SME)而言，銀行資金不足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構成瞭一個真正的問題。須滿足更高監管資本要求的中小企業貸款，在歐洲尤為敏感，因為這些企業為歐洲提供瞭絕大多數的就業崗位。 有些改革者認為，監管當局必須維持壓力不變——比如說，強制銀行隻有在通過留存利潤提高資本水平之後，才能向股東支付紅利。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我們隻有保證金融系統的健康，才有可能實現長遠的繁榮，英國央行副行長保羅•塔克(Paul Tucker)表示。如果監管當局當初沒有強制銀行系統持有更多的資本，我們目前的境況可能更糟。 然而，在全球范圍代表金融業界的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日前估計，執行新規將迫使金融企業追加1.3萬億美元的額外股本。該協會預測，累計效果可能相當於在未來5年裡將貸款利率提高3.6%，並且到2015年前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拉低3.2%。 那些支持采取更實用改革方法的人還有更大的抱怨：即上述方法可能導致一系列全新的扭曲現象——或許與引發2008年危機的種種扭曲同樣危險。 荷蘭銀行荷蘭國際集團(ING)首席執行官簡•霍蒙(Jan Hommen)表示，重拳整治銀行會推動風險轉移至影子機構，從對沖基金到擴展至放貸業務的實業公司。他表示：我很擔心，受監管的金融市場——本質上作為整個經濟的潤滑劑——現在被管得太嚴瞭。監管機構實質上是在說：‘去那兒吧，那兒更便宜。’但沒有人監管那些新的風險。規則制定者雖然承諾將對影子市場進行調研，但迄今為止，尚未拿出任何有關這些風險的評估報告。 同時，人們對於形形色色缺乏協調的改革的副效應也頗有微辭。這些改革包括：全球層面上，《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資本要求新規;在歐洲，《資本要求指令IV》( 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IV);在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在英國，即將發佈的維克斯委員會(Vickers Commission)報告;在歐洲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標準II》 (Solvency II) 規定。如果政府官員與監管部門都不能統一他們的想法，我們還能指望出現明智的結局嗎?安理律師事務所(Allen & Overy)的佩恩反問道。 納稅人對2008年救助行動的不滿，也限制瞭應對未來危機的選擇。例如，美聯儲就不能直接向某一傢機構發放應急貸款。 談到美聯儲面臨的限制，國際金融協會(IIF)首席經濟學傢菲爾•薩特爾(Phil Suttle)表示：我擔心，擠兌風險仍明顯存在。如果我是一個未獲得擔保、期限較短的存款者，而銀行業體系也沒有得到明確的保障，在此刻我的擔憂可能會更多、而非更少。 一個更大的擔憂則是，對西方銀行的重拳整治可能會造成僅存的幾個增長性市場(最引人註目的是亞洲)產生扭曲。一傢銀行的亞洲專傢表示：就宏觀層面而言，中國在增長這條道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這並不意味著沿途不會出現顛簸。亞洲避開瞭西方的許多監管改革，所以歐美的銀行正將巨額投資轉向該地區(從放貸業務到建立新交易場所)，從而幫助吹大瞭現有的泡沫。 但當前最大的問題仍是基本的貸款能力問題。隻有當整個經濟對於信貸的疲弱需求最終增強，對銀行在新資本金與流動性限制下放貸的能力進行瞭考驗，世界才會真正知道銀行業的未來是否會變得更美好。 中國銀監會(CBRC)主席劉明康在解釋自己的工作時會用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魚都是從頭臭起的，是他喜歡用的一句話。 劉明康相信，監管必須牢牢看緊各傢銀行的總行。這一看法在中國積極落實《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規定的舉動中得以體現。在歐美討論放松流動性規則之際，中國銀監會在加緊推行一套在定義上比國際標準還要嚴格的規定。 《巴塞爾協議III》規定，銀行一級普通股本的最低資本充足率達4.5%;中國則將這一比例定為5%。在杠桿比率方面，《巴塞爾協議III》要求，風險權重失效情況下安全保障最低應為銀行總資產的3%，而中國的對應規定是4%。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中國落實《巴塞爾協議III》規定的速度甚至更令人吃驚。中國銀監會已向幾傢大銀行下達命令，須在2013年滿足上述資本充足率要求，而發達國傢銀行執行新規的截止時間是2015年。 中國銀行傢在執行新規上的反應可謂迅速。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區別很好解釋。在中國，銀行最高層高管都由共產黨任命，他們向政府負責。 截至6月底，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為12.2%，遠高於《巴塞爾協議III》的要求。亞洲地區銀行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盡管該地區認為資本充足率主要是西方銀行的問題。 然而，日本是個例外，該國的監管當局想方設法為銀行提供庇護，使其不必在增加資本存量方面走得太快。 但是，中國銀行傢沒有抱怨，並不意味著新的監管規定不會造成痛苦。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這個問題上格外坦率，她警告稱，未來五年，被認定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可能面臨很大的資金缺口。市場擔心中國各銀行將被迫借助股市來滿足資本要求，而這正是過去一年銀行股價低迷的原因之一。 嚴格的規定無疑體現瞭審慎態度，但也掩蓋瞭中國銀行業的主要風險：政府控制太多，而不是太少。所有大銀行都是國有銀行，因而其商業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規定的。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利用銀行為其刺激支出提供資金支持，導致銀行貸款激增，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銀行的壞賬損失才剛剛開始浮現，有分析師表示，未來多年裡，這將為中國銀行業蒙上一層陰影。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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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星期五
雷曼破產三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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